第四章 二十世纪的中国佛教
发布时间:2013-11-18   作者:jhssct   来源:  浏览次数:  

 

佛法像水流,流过历史,也流入了众生的心中,在不同的时代焕发出不同光彩 
 

  
  第一节   清代以来佛教的衰败
  
  一、宗派的没落
  
  自十七世纪的中叶,清朝入关以后,佛教虽然仍被敬信,但是清廷为了笼络蒙藏地区边疆民族的关系,对密教的佛法,尤极尊崇,这自元朝以来,已经相沿成习,且为国家政策的一贯传统。内地的佛教,自雍正以后,禅宗一派,在丛林制度的庇荫下,其法统的传承,有形式的保留,但实际上,已是一蹶不振,只有净土一宗还能保持划日的阵容,普遍流传于民间社会。此外,如天台一宗,也是若隐若现,不绝如缕。华严、唯识等宗,大多已名实不符,附和于禅宗、天台、净土三宗之间。这是当时佛教的一般概况。
  
  我们如就佛教学术的盛衰,及其学术的立场,严格说来,到了明末清初阶段,佛学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,已经盛极而衰,而且因理学的阳明之说大行,明末少数禅师和法师们,虽然身为僧众,有些还是从阳明之学才理解到佛法的心要。所以,从清初到以后三百年间,(一)士大夫们,竭诚致力于匡复大业,大多专志于经世实用之学。出家的师僧们,在佛学见地上,又无特别的创获,所以佛学在知识分子间,不能再有唐宋以来的声望。(二)佛教本身,人才衰落,极少有如唐宋高僧的嘉言懿行,以为风世的楷范。到了清朝中叶以后,许多号称禅宗的大和尚们,为了虚誉,为了流传,剿袭历代禅师的语录,闭门虚构一些所谓“语录”的“传家之宝”,吩咐后代法子徒孙,争取编入《大藏经》,以为光荣。比较稍具学识的名僧,则又竞相入京,奔走权门,纳交官府,一意攀高结贵,希望求得皇帝的封号。如果能够得到一纸诏书的敕封或称号,便可以国师自命,而夸耀于善男信女之间。所以民间俗谣,便有“在京和尚出京官”的感叹了。这种风气,由明末开始,到雍正时代,已经相当严重,因此雍正一再下诏,切责师僧们不必学习诗文,一心只想以文字因缘,与士大夫们来往。他说:“你们作诗再作得好,总也比不上我们翰林学士们,既然出家为僧,便应努力修行证果,何苦与文人们争取文名呢”!这些倒是很诚恳的老实话,决不能因人而废言了。有清一代,专重真参实证,以打坐参禅相标榜的,以南方的金山寺和高旻寺两大名刹最为有名。他如天童、育王诸寺院,比较已在其次。
  
  二、师僧和寺院的变质
  
  因为唐宋以来丛林制度的遗荫,全国各地,无论庵、堂、寺、院,都有相当的私产,如山林,如寺田,产业数目,相当可观。民国初年,有人作过初步的调查,认为如果集中佛教的全国寺院财产,大可富埒天主教,可与罗马教廷的财富柏媲美。虽然调查末必准确,然其资财的富有,为不争的事实,由此殆可以想见一斑。但自明末以至清代,这个本来完美的制度,已经产生很大的流弊,全国各地,除了少数有名的几个大丛林寺院,还保留着它的“共有”“共享”制度,而为公天下的“十方丛林”以外;有些地方寺院,已经一变而为“子孙丛林”的私天下了。所谓“子孙丛林”,便是师徒历代传授法统,同时也授受了本寺资产的管理权。如果一师数徒,他们也同世俗人家一样,分为数房,如大房、二房等房份,以次递分,争权夺利的事情,也处处可见,因此师僧结交官府,称霸一方的也不少。除了“子孙丛林”以外,在教内的术语,还有“小庙”,“小庙”的南方僧众,又有“禅门”与“应门”的分别。所谓“禅门”,讲究清修;所谓“应门”,专作佛事。他们念经拜忏,乃至荐亡送死,藉此赚些报酬,聊资糊口。至于招收皈依弟子,造成信众的派系等,已经不在话下。我们回溯往史,释迦牟尼昔以充满慈悲的宏愿,创为救世的佛教,如今已是自救不暇,衰颓到了极点。所有宗教,大约都不许违背良心说谎话,所以我写到这里,也只好实活实说,俾明大概,以为有远见的佛徒们,对佛教的兴衰成败,作一策励的检讨和反省的惕勉。
  
  第二节清末民初佛教的复兴运动
  
  中国的佛教,自隋唐以来,便已成为中国文化中鼎足而三的儒、释、道三大主流之一。因随历史演变,由于朝代的递嬗,而有盛衰的起伏,直到上世纪末和本世纪的现在,这个递延原前,还是一仍旧贯,好像并未更变。在近代史上,自中英鸦片战争开始至中日甲午战争以后,中国因为受到一连串丧师辱国、失地赔款的惨痛教训,使安贫乐道、袭故蹈常的国人,深受外来刺激,这才一梦惊醒,从此便注视西洋文化,渐渐对于西洋文化思想,也转变观念而加以探究。跟着,西洋文化,就相继进入中国。而初期来华的各国教士,他们一面宣扬天国的福音,一面传播西洋的学术,究其行动背景,不无侵略色彩,所谓文化侵略,原系挟其帝国势力而来,这在当时情况,也足势所难免。清廷国势衰落,既已暴露无遗;同时西洋人根本也不明白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遗产究竟有些什么,所以把中国人也一律看作落后地区的野蛮民族一样,这种歧视扦格之处,到目前为止,中外两方,还没有充分了解和完全消释。这是东西方人类文化交流史上一大障碍,因此障碍而造成西洋人在中国人的历史地位上,有了许多难以估计的损失。现在虽然于发掘研究之余,渐有较佳的体认和好转的迹象,但其前途的成就,还待历史的考验。
  
  我们对于文化历史,有了整个认识,然后简单述说二十世纪的佛教,才能顺理成章,可以鉴往知来。兹就“二十世纪的佛教”,试论撰为:(一)中国佛学的复兴。(二)中国佛教的演变。(三)世界佛教的动向。分述如下:
  
  一、中国佛学的复兴
  
  关于中国佛学的复兴,就事论事,首先应该归功于佛学大德的学者居士们。因为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,肩负佛教传统家业的僧众们,也如清朝政府一样,都是不明世界大势,闭关自守,故步自封的一般人物。只有知识分子的学者居士们,随着时代潮流转变,因温故知新,才能开启这个复兴的机运,而开启此一复兴机运的耆德元勋,如所周知,毫无异议的,首先应推石埭杨仁山先生。仁山先生,名文会,安徽石埭人,近代学者尊之为杨仁山大师。他的祖父与清廷中兴名臣曾国藩为同年,他在十几岁时,便随祖父见过曾国藩前辈。曾文正公当时一见便加赏识,劝他努力功名,他对文正公说:我不要求异族的功名。文正公只好一笑罢了,从此便很留意他,后来还吩咐他的公子曾纪泽,好好培植这个人才。到了曾纪泽出使欧洲,便请他帮忙,担任参赞的名义,实际上由他大权独揽。他在游历欧洲的阶段,极力留心科学。后来又到了日本,他得到日本佛学家南条文雄的帮助,使他发现了许多唐宋遗留在日本的佛学宝典。回国以后,便绝意仕进,立志毕生弘扬佛学。后来舍宅刻经,与他的弟子欧阳竟无先生,在南京成立著名的金陵刻经处,弘扬佛学的事业。所刻佛经与佛学要籍的版本,必力求精审,广事搜罗,详加厘订。一时风声所播,举如:戊戌政变中名列六君之一的谭嗣同,现代文化启蒙导师梁启超等前辈,乃至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等,也都深受影响致力佛学。总之,仁山先生在清末民初之间,名重公卿,震声朝野,但始终为弘扬佛学而努力,毕生以居士身应化众生,可谓稀有难得。
  
  后来继承杨仁山先生弘扬佛学的事业,有欧阳竟无先生。先生名渐,宜黄人,与李证刚先生等,皆游于仁山先生之门,可以说是佛学的巨子,佛教的龙象,学者亦尊称之为大师。他继仁山先生遗志,创办支那内学院,专门阐扬佛学的般若、唯识之学。从他门下的,有出家的法师们,有在家的学者们,如吕秋逸、熊十力、王恩洋、梁潄溟、黄忏华等,都是他的弟子。目前许多学者,大半也是他的再传弟子,或是间接受他影响的。内学院在抗战时期,迁移到了四川江津,竟无先生也在四川逝世。内学院所刊印的佛经及序文,都是辞章典丽,考据精详的杰作,这又大都出自吕秋逸先生所手订,他曾遍考梵文、日文等版本,其态度之矜慎,可以想见。这时在北方并以佛学大师出名的,还有韩清净先生,所以一般学者,便有“南欧、北韩”之称。
  
  由杨仁山、欧阳竟无先生阶段,时代已经转入民国,也正是二十世纪的初期。受仁山先生一系的影响,在京沪一带专门从事佛学的弘扬事业者,便有了丁福保先生编纂的《佛学大辞典》,和梅光羲先生讲述的唯识,还有聂云台先生的护法,马一浮先生创办的复性书院,融会三教理论,专主禅理与儒家经学合参的门风,自成一家学系。但是可以认定,那些都是因为杨仁山先生直接或间接启发的关系。总之,到了民国初年,二十世纪的初期,中国学术界,对于研究佛学的风气,显见一反常态,特别勇猛精进,方诸雨后春笋,向阳花木,大有竞艳争发,茁壮滋长之势,这种风气,一直延续发展有四、五十年之久。
  
  大凡一种学术风气的形成,必然有它时代意义的背景,即其前因后果,所谓“法不孤起”,决不会无故幻出空中楼阁的。准此以论,关于二十世纪之(一)中国佛学的复兴,以及(二)佛学思想的趋向两课题。同样也会附属于一般法则,而有它势所必然的因果律的。
  
  笫一,有关中国佛学复兴的答案,质直地说,实在足受西洋文化思想刺激的反应。因为十九世纪的末期,中国人为了注视西洋文化思想,先由学习自然科学而发现西洋的人文科学和政治思想,因此便源源输入西洋各种政治主义的理论,新思潮便勃然而兴。为了探求政治思想,自然而然便要追寻领导政治思想的哲学,所以自希腊以来,西洋的各种哲学学说,也就源源而来。尤其此时新兴的唯物主义思想,有如滔天巨浪,淹没一切。这种新思想的进入,促使中国历史起了革命性的转变,一般知识分子,在学术思想上,因袭宋明理学,或者向来关门闭户,自寻烦恼地搞他三教异同的学说,忽然面对新近输入的西洋各种哲学理沦,仓卒之间,便有瞠乎其后的错觉。因此一般富于民族意识,而且比较保守,又有较深国学修养的青年知识分子,在潜在的意识里,无形中便产生一种抗拒的力量。但反躬自问,传统的儒家学说,三千年来,一直被锢闭在道德伦理的圈子里,要想以纯粹思想,超越于西洋唯心唯物的哲学理论,便有理屈辞穷,难以发扬阐明之感。所以胸怀大志的杨仁山先生之流,到了日本,一经接触唯识法相宗的思想,发现其中涵有至高无上的形上哲学理论,可以统率唯心、唯物的思想,而其井然不紊的因明逻辑,以及道德伦理,阣至身心修证等学理的致密,抑且概所包容,于是便有“道在是矣”的感觉,不期而然地便投身于佛学的法海,发出觉世救人的大悲宏愿了。自此风行草偃,凡是学问渊深,是非今古之间的学者,也就向慕不已,一时趋之若鹜,而风靡了中国学术界。在另一方面,比较倾向西洋文化的学者,当然也为数不少,至于主张调和论者,自亦大有人在。此系题外,可不具论。
  
  第二,有关佛学思想趋向的答案,老实地说,他们的动机,开始原是要以佛陀的学理来统领东西方的哲学思想,后来愈钻愈深,不知不觉间,自己便变成一个虔诚的佛教徒,无形中走入宗教的不二法门,自然对于明清以来衰败的佛教本身,发愿要求整顿。因此弄得既不能救世,又无暇自救,结果还与佛教的出家僧众,无意中形成冰炭,势不相容,一直闹到居士弘法为“非法”的争论,所以更不能救起没落了的佛教,诚为可叹。例如杨仁山先生与欧阳竟无师徒二人,当时受佛教教内的歧视,几乎到了委屈不能求全,忍辱不能负重的为难境地,所以竟无先生后来在他的辟邪、昭正学说中,第六条目内,便有辨僧与居士可否弘法的谠论,由此可见当时杨仁山与欧阳竟无二位师徒间,所引起僧俗弘法的争议,非常严重。这个问题,直到如今尚弥漫在佛教徒的僧俗之间,就佛教言,实在是一重大的内伤。
  
  从此以后,支那内学院的学风,又启一新的方向,倒如竟无先生的弟子熊十力等,因学佛而不成,复慨于觉世牖民之道,全仗佛学未必尽然,便自重理旧学,开创糅合儒佛思想融通的学风。熊十力便将《易经》学理与唯识法相同参,自著《新唯识论》等书,与其师竟无先生决裂分庭,自成一家之言。至于他对易学与唯识学造诣的程度,其实有待商量。但自竟无先生的内学院一系以来,所有文字写作路线,都是以玄奘法师翻译唯识宗的笔调为格式,因此晦涩难通,形成风气,使“五四”运动以后,介于新旧文字的知识青年读之,大有高深莫测之感。于是自杨仁山先生至欧阳竟无再传而至熊十力以后,所谓“新儒家”、“新理学”的思想又形复活。
  
  二、中国佛教的演变
  
  由上节所述中国佛教的复兴,就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初期,清末民初佛教的机运。这时出家僧众的佛徒们,虽然也已受到时代的压力,但他们始终还过着山边林下,“日出而作,日入而息,帝力于我何有哉”的寺院生活。其中既乏唐宋时代足以领导学术思想的禅师与法师们,对于时代的趋势,与世界情况的转变,不但茫然,而且根本不闻不问。到了民国元年(公元一九一二年),清帝逊位,民国肇造,袁世凯包藏祸心,阴图帝制,佛教本身,又鉴于外来宗教等有组织、有计划的传教行动,同时受政治思想的影响,才由当时享有盛名的诗僧八指头陀发起,召集全国僧界代表,在上海留云寺,创立中华佛教总会,议定章程。正当这个佛教会的组织呈请政府,尚未蒙批准立案的时期,袁世凯政府的内政部礼俗司方面,为了妥筹帝制经费,一眼便看中了全国佛教的寺产,所以在民国二年,便有提拔公私寺产的案件发生,八指头陀为此进京力争,始终不得要领,便愤激而死。因为盛名诗僧的以死力争,才由他生前的诗友们,如熊希龄、杨度等八人,对袁世凯加以辟说,因此中华佛教总会的章程,才经过国务院审定公布,佛教寺产,赖以少安。八指头陀,湖南湘潭黄氏子,法名敬安,字寄禅。少时孤贫,为了牧牛,未读书,不识字。常与王湘绮先生等当代名士为方外友,因苦行修持,忽然有悟,最初作出了“洞庭波送一僧来”的名句,如同宿构,湘绮先生等极为欣赏,从此便以诗名,以后历任国内名刹方丈,望重诸方。此后,国民革命尚未完全成功,自推翻袁世凯以来,又进入军阀割据的局面,兵燹余生,国内名山古刹,日渐侵陵,以为军阀兵马驻屯之地,大有“天下名山兵占多”的情况。这段时期,八指头陀的弟子中,能够续承遗志,而且比较具有现代知识的和尚,便是太虚法师了。他在后来的几十年中,不惜被人骂为“政治和尚”,决心为护教而努力,屡次整顿中国佛教会,创办僧众教育的学校,出版《海潮音》等刊物,实在为近代中国的佛教,作了许多值得敬重的事情。
  
  太虚法师,浙江海宁张氏子,幼孤,十五岁即出家。潜心修持,善为诗文,故得结交当时诸名士,三十岁时,受革命和尚华山、栖云两人的影响,即参加广州方面国民革命工作。武昌起义,全国光复,法师觐见国父孙中山先生,并在金山寺组织佛教协进会,志欲整顿近代中国的新佛教。因此在当时佛教界中,便有革命新僧太虚大闹金山寺事件,名震一时。民国初年,又潜心修持,闭关于普陀锡麟禅院。此后三十年来,悉心致力于佛教的革新运动,到处讲学弘法,并主办僧众教育等事业。世界佛教联合的运动,也由他所首倡,民国十二、三年间,他在庐山即独标世界佛教联合的宗旨,有日本名僧,及日本佛学名家木村泰贤等与会,同时也有英、德、法、芬兰等国佛教徒参加。后来他又到日本各地讲演过佛学。此后,拟办中华佛教大学、世界佛学院等壮举,都因限于经费,未遂所志,而不果所行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先后期间,他办过厦门闽南佛学院、武昌佛学院、汉藏教理院,培育新佛教的僧才,确也培植了许多出类拔萃的学僧,例如弘法与留学斯里兰卡的名僧法舫,就是他的得意弟子之一。战后,曾组团率众访问过东南亚各佛教国家。他的一生,对于整顿和振必佛教的愿望,虽然尚未普遍见诸事实,但其愿力志事,的确值得钦佩。平生著作等身,纯疵互见,而其思想却极为新颖。他主张“人间净土”,常有“仰止唯佛陀,完成在人格。人成即佛成,是名真现实”的口号,这是很具气魄也很有见解的中国新佛教的维新精神,应该算是他一生的名言,可供今后佛教徒的启发。此外,他主张发起世界宗教联谊会的运动,而且亲自参加其事,的确颇具远见,现代佛教界和许多教外人士,对他颇有微辞,甚至以为他是热心政治,或过于好名,其实都非定评。他实在可以说是一个苦行僧。我所谓的“苦”,是指他的心志很苦,他想振兴佛教,热爱国家,那都是出于一片真诚。而他正生当新旧思想的交替和民主政治的新阶段,他过于热情,尚不能完全了解于世界大势,又缺乏真正的政治见解,对于积习深重的中国佛教,不循渐变的途径,想用革命的方式,促使骤变,所以弄得有愿未偿。例如,他所创办的新僧教育,影响也很远大,北伐成功以后,各省县市不但都有佛教会的成立,而且大多数县市也都有佛学院等的成立,间接直接都曾受他新佛教运动中僧众教育的影响。但新僧教育的结果,佛教师僧们,对于新时代的普通常识,比较增加认识,而对教义和修证佛法的工夫,反而愈来愈差,不如当初了,这实在也是新僧教育制度上一种最大的遗憾。
  
  自八指头陀到太虚法师,都是适应时代需要,延续佛教慧命的先哲,这在现代佛教史上,应该可算为可敬的佛弟子,毕竟功多于过,是值得大书而特书的人物。此外墨守成规,依照佛法而以修持行为作一代规模的,在净土宗,有印光法师;天台宗,有谛闲法师;律宗,有弘一大师;禅宗,有望重山斗的虚云老和尚、号称当代禅门龙象峨嵋金顶的传钵和尚、万县钟鼓楼的能缘和尚、苏州穹窿山的道坚和尚、扬州高旻寺的来果和尚,这几位还都能保持宗风,卓然独立,而为佛法中的中流砥柱。这许多佛教耆宿,也都是当代的佛教大师中,品德庄严,或学问渊博的代表人物。由清末到民国三十七、八年间,他们后先辉映,将近半个世纪,对于佛教风气,与知汉分子及学佛人士等的影响很大。乃至男女老幼,名公巨卿,贩夫走卒,或多或少,直接的或间接的,都受过他们的感召,他们维系世道人心,默然辅助国家政治教育的不足,可谓功不唐捐,实在未可泯灭。除了上述的高僧名宿以外,各省各地也都有若干德行可风的和尚们,一时难以尽述。在以上所说的这许多高僧当中,尤其以印光、虚云、弘一三位大师声望之隆,名高一时。印光大师原是清末宿儒,在他未出家以前,本来也是崇尚理学,排斥佛教,出家以后,以平实教人,常以儒家孔孟做人的道理,作为学佛的津梁,以老实念佛为究竟的法门。他的文章言行,充满仁慈的气韵,有《印光法师文钞》等著述行世。虚云老和尚,更为万方景仰的大德,他的言行,白有专集流通于海内外,不必另作介绍。弘一法师,在未出家以前,以名士、才子,而兼艺术家,举如书法、绘面、音乐、诗词歌赋等,无一不精,而且飘逸出群。他出家以前的风流韵事,流传沪杭和东瀛日本的也小少。出家后,言行勤修,一衣一钵,严持戒律,使人望而起敬,曾在福州、泉州、厦门、温州等地,住过相当长久的时间。他的俗家弟子,有名画家丰子恺等,都受了他的感召,毕生作画,为弘扬佛法的慈悲戒杀而努力。此外,在南方江浙一带讲经说法的法师们,著名的有圆瑛、慈舟、应慈等法师;在北方,有倓虚老法师;在川滇,有昌圆、戒尘老和尚,同时都是倡导净土宗念佛的高僧。较为后起,弘扬东密的,有持松、超一等法师。弘扬藏密的,有能海、法尊等法师。此外,在民国初年以迄现在,由章太炎先生与“南社”诗人们烘托,擅长鸳鸯蝴蝶派的文字,以写作言情小说如《断鸿零雁记》等而出名,行迹放浪于形骸之外,意志沉缅于情欲之间的苏曼殊,实际并非真正的出家人。他以不拘形迹的个性,在广州一个僧寺里,偶然拿到一张死去的和尚的度牒,便变名为僧。从此出入于文人名士之林,名噪一时,诚为异数。好事者又冠以大师之名,使人淄素不辨,世人就误以为僧,群举与太虚、弘一等法师相提并论,实为民国以来僧史上的畸人。虽然,曼殊亦性情中人也。民国以来,佛教的活动,大概便是如此。但从显密两个角度来说,这些都是现代佛教显教的事迹,在密教方面,也另有一番风貌。
  
  当民国缔造的初期,全国人士,遵从国父孙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的号召,大家都了解汉、满、蒙、回、藏五族一家,都是炎黄子孙,因此沟通汉藏文化的风气,便应运而起。在政府方面,对于无明清三代以来就被崇敬的蒙藏地方的佛教或盛典,如达赖、班禅、章嘉大师等的名号,也循例尊封他们为呼图克图。举如班禅第十世、现在印度的达赖第十四世,两位活佛的转身坐床大典,在国民革命北伐成功,到第二次世界大战,中国抗日战争以后,政府都曾特派大员参加主持盛典,赐封如故,荣宠有加。而章嘉十九世,先后于抗战期间及以后入川与来台,历任国府资政的高位。民国初年在北平,抗战时期在四川,都有西陲文化院的组织,因此从民国初年以来的三、四十年期间,西藏密教各派的高僧们,亲来内地弘传密宗教法,和内地的法师居士们,趋赴西藏求法的,互相往返于康藏之间,彼此行旅之众络绎于途了。其初西藏的喇嘛来内地弘法的,有白普仁尊者、红教的诺那活佛等;后来有白教的贡噶活佛、花教的根桑活佛、黄教的东本格西、阿旺堪布等,他们过去都是寸步不离康藏,自民国以来,便都亲来内地传法了。中国佛教,对于西藏密宗的佛法,自宋元以后,一直保持神秘的观念,即使学习密宗教法的,也大都限于历代帝王的宫廷大内,民间却极少流传。到了民国以后,神秘的封锁界线一旦开放,一般学佛的人们,忽然接触到这些向来被视为神奇的修持方法,便有晕头转向的趋势,许多崇拜神秘的人们,认为除了藏密才有真正的即身成佛之路以外,其他的佛法,虽然不敢一律鄙视,至少也有不堪一尝的意思。其实真正研究佛学的人士,稍一留心印度后期的佛教思想,以及对印度宗教哲学,如婆罗门、瑜伽术等一有接触,就可了解所谓密宗神秘的根源,和它哲学理论的基础了。可是学密的风气,在民国初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,在中国佛教界,大有日趋兴盛之势。今后佛教的复兴与生机,便有待于时贤及后继者的无畏精神和不断努力了。
  
  结论
  
  历经二千余年,传承一贯的佛教,在过去,对于中国和印度的学术思想、政治、教育,都有过辉煌的功绩。到了中国以后的佛教,自魏、晋、南北朝,历隋、唐以后,一直成为中国学术思想的一大主流,而且领导学术,贡献哲学思想,维系世道人心,辅助政教之不足,其功不可泯灭,推开后世佛教徒偏误的流弊而不言,仅从大处着眼,可以赞许它是哲学的哲学,宗教的宗教,一点也不为过。至于它的流弊所及,有许多地方可以被社会所指谪,都是积非成是的佛教末流,对于真正佛教的教义,和它的伟大精神,并不相涉。但依照中国目前佛教,和东南亚各地佛教的作风,前途未可乐观,而且值得忧虑,佛教界的人士们,虽然人人有感于将来适应的可畏,依然犹是积重难返,无法改弦更张。爰就其目前情况,试举六点结论,以供现代佛教的参考。可是这些言论,只是随笔写来,还谈不到有所建议,更不是有所为的批评,只是一舒感想而已。
  
  一、佛教的命运:自教主释迦佛牟尼创立四众弟子的制度以来,出家的男众比丘——俗名和尚,女众比丘尼——俗名尼姑,还有在家的男众和女众——俗名统称居士,或加上男女两字以示性别。释迦牟尼以住持(负责)佛教仪范,弘扬佛法的任务,咐嘱于比丘众。以护持佛教的责任,交托给国王、大臣、长者、居士,做为扶持佛教的护法。因此在中国、印度、日本等国家,历代世世相仍,佛教的命运,都仰仗政权与社会名流的维护。到了十九世纪末期以后,民主政治的制度,推翻数千年来帝王政权专制政体的陋习,佛教徒对民主自由的认识不够彻底,对法治的法律知识不够了解,仍然依草附木地去攀缘于社会人士,或仰赖残余的旧式政权之间。从今以后,由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的新阶段,还要一仍不变地仰人鼻息,以维衰命,不自寻求所以立于新世纪的路线,恐怕命如悬丝,危同垒卵了。
  
  二、佛教的经济:二千余年来的佛教,无论在中国、印度或日本,向来便在农业社会中求乞剩余,用以维持自己的生命,对于宗教集团本身的经济观念,从来没有做过考虑,况且动辄以戒律为当头棒喝,使教内有识之士,也不敢提出主张。只有中国的佛教,在唐代经过禅宗丛林制度的建立,才有略具规模的宗教集团,类似集体农场制度的产生,这种制度,以后也随佛教形式和教义,传到日本。但在目前,受资本发达,工商业剧烈竞争,社会经济结构整个变迁的影响,全仗旧有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,已经不能自全生计,何况还不能自力更生,依靠托钵募化为务。今后还要想以这种附属生存的方式,用以维持佛教,恐怕不待别人的消灭,就根本无法立足。
  
  三、教徒的团结:世界任何宗教的宗旨,本来都是主张个人自由的真正自由主义者,除了西洋的宗教,早已另有宗教行政的了解,自有一套具体的组织法规以外。佛教的个人自由主义,可以说已经自由到了极度,一变为绝对自私的程度,至少在形式上是如此的。如果说中国人都缺乏团结性,我想中国佛教徒的不团结,足以为中国人不团结的标本取样。到目前为止,向来内在的僧俗弘法之争,以个人师僧为标榜的徒众权利之争,门户派别之争,居士众中自我崇高之争,传法的优劣之争,甚至琐碎如衣着之争等等,不一而足。释迦牟尼在世,素来以僧伽为和合互敬的教训,到此自毁自败,一破无遗。倘使还不自省自救,只想避世高蹈,恐怕在二十世纪以后,便无可立于天地之间了。
  
  四、教育学识的条件:过去佛教在中国的兴盛,全赖师僧们学问知识的渊博,品德修持的规范,成为上下社会普遍崇拜的偶像,因此才形成了佛教的崇高与伟大。可是这些大师们的学问与知识,大多都在未出家,或已出家的初期,对于普通学识,已有高深的修养,然后配合佛学的精义,才能成为一代宗师,而且他们本身也就是真正的教育家。现在呢,受过普遍的教育程度,已嫌不够,只要披上架裟,能讲几句佛理和解释一些佛学名辞,便自视为天人师表,实在急需反省求学,力求充实自己,才不愧对高深渊博的教主。过去在印度的后期佛教,便提倡大乘菩萨,自身须具备有五明的学问:(1)内明(由修道而悟道)。(2)因明(精通逻辑,到现代还应该包括各种宗教哲学和其他人文科学等)。(3)声明(各种文字学与文学)。(4)医方明(擅长医药)。(5)工巧明(具备工艺技术,到现在应该包括技术科学等技能)。时到二十世纪的后期,教育、知识的普及,日益普遍,如不立即反省,急图充实自己,向来以天人师表标榜的佛教,恐怕难以自圆其说吧!目前虽然也有许多地方,举办僧众教育,但必须谦虚了解,教育是百年大计,以一个外行,甚至自己根本不懂教育,或者只知宗教教育的人来办教育,恐怕一误再误,不可收拾。他山之石,可以攻错,谦虚接受教内教外的忠告,绝对是利多弊少的。
  
  五,修证的缺乏:佛学教义,除了哲学思想的超人一等以外,最为重要的,它不是空谈学理,它是要以人人身心为实验的条件,去身体力行,这样躬行实践,才可以求证到一个圆满的答案。因此,佛学的本身,以现代眼光看来,是最有科学精神,而经得起时代考验的,何况其中除了哲学思想以外,有关理论科学的原理原则,也非常充沛,只是这一丰富的宝藏,尚未被世人所大量地开发而已。目前的佛教,说理者多,修证者少,处在二十世纪的科学时代,有何见证可以使人肃然起敬呢?况且因为佛教徒缺乏修证,即使说理,已经发现有许多歪曲的理论,这是一种极其可怕,自毁教门的危机,应当切实修整观念,向自证自省去努力。
  
  六、参政的趋势:在二十世纪民主思潮的风气中,世界上凡是开明的国家,对于宗教信仰自由,宗教团体的依法参政,应是毫无疑问的事实。但目前的佛教,对于大慈大悲的佛教宗旨,如何配合世界上各种政治思想与制度,确定一种政治主张的学说,毫无具体办法,只凭愤愤思进与跃跃欲试之气,以素来缺乏政治修养的习惯,企图跃上政治舞台,一展教主式大无畏的雄风,恐怕百无一是之处。这点尤其值得深思静虑,必须先求具有卓见的学识,再求立于不败之地而后可。
  
  总之,未来佛学的前景,试以质能分析:如就宗教信仰来看,它的旧径路,似乎越走越窄;如就学术思想而论,它的新境界,必将愈拓愈宽。因为,它有宏博的宗旨,湛深的教义,智周万汇的思致,广大圆融的说理。何况,它的历史悠久,善信众多,在木鱼青磬,山中林下,不乏沉潜卓越先见明知之士,为了佛教,为了护法,似乎应该各抒所见,各尽所能,一本能仕堪忍的毅力,见义勇为的精神,来荷担如来的家业,重振佛教的雄风,以适应未来时代的潮流,争取未来时代的光荣。其实振衰起疲,端在念力一转,此诚笔者所为翘首盼待,馨香祷祝的了。(资料来源:《劝学网》,作者:南怀瑾)

  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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